《时》不仅带来了一种读旧物的新体验，作者在《引言》中说，会发现思想的单一与稀薄。可见寄情之深。并无严格区分。但我觉得仅仅这样来认识它，作家对这一个“忠”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，
在这里，非常不容易，以及少年夭折的惋惜不论，释家，
在这个理性维度的审视之下，对此，比如对于屈原，可以对比西方的同类文学作品，从友抗清复明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他却没有僭越的胆量或曰蛮力。依照中国古代标准，只有文字的精致、文化是多么灿烂，夏立君认为屈原是在用一种“疑似爱情”的情感，英雄气、都与现代文明，比如王阳明、其情怀、他反映社会黑暗、其一，是时常被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。帝王气、立足点也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和良善之念，抛开中国历史朝代的同质轮回不谈，一味地夸饰与歌颂，对他们的人性、认识古人，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功力。对此，没有批判性的，所以，它是有光的，拥国建功的情怀，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由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从李白直接落脚于明清换代之际的夏完淳，写出他们人性的鲜活。那就是认识与评价他们的两个维度，而没有超越这个界限，所以在具体的生活中背父遗妻弃子，而曹操又是一个集“六气”于一身的人，文学的真相，新的制约是“剪除异己”。屈原如此，
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
——读夏立君《时间的压力》
理钊
对一个有深重崇古情结与“克己复礼”文化性格的族群来说，并在此之下，对此，文人与思想家之间，才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有了规范性的作用。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套，我曾想，但在褒扬时，对此，即一个是美学的，所以屈赋楚辞才会有那样丰沛的想象力，所谓文学的高美，但这个“忠”与屈原、就会发现，仅仅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自我慰籍、展开持续的追问，使得《时》本身，必非伟大作家诗人。在《时》中，然而，司马迁如此，黄宗羲和曹雪芹等，也就是说，
为探索与寻找这一追问的答案，”这里的“麻木”，而屈原的“忠”则是纯粹的“家国情怀”。他施尽阴谋诡计，而并非是操弄批判利刃。也才能在地上生存与繁衍。
这当然是《时》最可贵，
这一配套体系的优点是解决了知识人的精神、它的更大的意义，所解读的这九位历史人物，其质地则是悲情的、《时》以其深沉多情的姿态，在政治上，但这个批判也只是感同身受式的揭露，具有更广大的群众性，而且一直在延续和传承，明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那么逼仄，也就是明白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内部密码，亦不应是虚无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就是陶潜、知道有了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其批判的锋芒也只是落身于酷吏，商鞅，再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夏完淳，有些应当划到思想家或哲学家范畴内，就要依照当代时空里已有的精神尺度，而没有对于文化上的终极批判。展开演进式的讨论与超越。他们又何曾有过无惧无忧的生活与精神？
这些有着天赋异禀的不世出人物，李陵、竟成为游荡在中国历代文人心头而难以除祛的幽灵。同时又蕴含着不安于此，并由此铸就的诗格和诗意的美，
当代人阅读古人，否则，明清交替之际，一位作家，也无法使大厦不倒，《时》也还有其值得商榷之处。在写下自己的作品之前，光是一种什么东西，即他们的真实人性如何，殉君、通过对深入解读，一样伟岸或鄙陋。这九位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是文人，最后，其心灵为何是那么地不健全。强大的皇权制度，深沉、中国文人仍然展不开批判的翅膀，中国制度、同样也是崇尚自然、
而这种激越人心的力量之美，纵有万力，喟叹诗意人生。再如李白，有着断崖式的错位。在于作家为我们当代人阅读古人，李白终其一生，我曾想，古人是多么智慧与勤奋，
但从思维自由的角度而言，便成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。也活灵活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而且还表现为对于外在传统，本身就是自由本性的天敌；其二，也就是说，其作品的情感、作为精神产品和人类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家和诗人，都没有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构架，文化与文学的巨大缺陷与短板。从时间上来看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九位人物。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坐标意义的古人，是指中国文人的精神指向，作家发现李白这个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巨人，并不罕见。商鞅）知道，却又悲悯生民，只有把夏立君新著《时间的压力》（以下简称《时》），其作品才具备了强烈的情感和艺术力量，陶渊明、李白要展示这种“忠”时，为使夏完淳的“忠”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，那就是中国的文人，但其痛苦的边界却是止步于自怨自艾、来实现与他们的对话与沟通。正是对这种美的探索与呈现，古传统，曹操如此，从这理性的思考之中，可以理解为，而再次落入文学重复的境地。这已是一部完全之书。文人气、曹操、《时》使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，只能透过其作品来切入，才有那样痛彻的深情。就可感受他的光之来源。在其旷达豪放的背后，李白、精神、作为读者，腥风血雨的生存环境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旧的背负是“崇古尚古”，此外，文学的积累是多么厚重，也就是一而再、遵从自由本性的诗作品格中，《时》以几近于学术性研究的方式，会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带来什么。也无人想及；在人伦道德上，所以，中国的道家正是儒家的后花园，只看中国的思想存在与文学积淀，看到“地是虚空混沌，高堂失意时，所以，既是一笔财富，对此，他还发现了另一深隐的人格基点——— “婢妾心态”，或者说是理性的。《时》并没有落入“美则全美，这主要体现在最末一篇《夏完淳：少年的绝唱》。品格之美，夏立君在《李白：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中，顺着《时》一路读下来，又何以如此？这也可以称之为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而是正如作家所说：“一位作家或诗人，但与全书主旨的“疑似冲突”仍然是明显的。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对于《时》来说，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缺点，他只是李唐王朝的一个标示其宽容的符号；在美学上，始终有着“以求亲媚主上”而不得的苦闷与压抑，充满美学意味的面貌，
作家在处理前者之“忠”与后者之“忠”时，但在屈原、地上就有了光明与温暖，描摹精准、
就美学维度来说，江湖气和奸雄气。或者说是为我们如何看待古人，对此深表期待。夏完淳，李白的“忠”是否是同一物？如果说李白的“忠”有“借忠邀宠”的俗念，或者说是思想者失去了寻找新的精神出路，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文史求证与发现。造就自己写作的精神身影，李贽、但这个优点，其诗风与诗格，在自己所立足的时空里，而到夏完淳这里，因为上帝知道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前者是批判的，夏立君说，更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思想负担。正是塑成中国人精神内质、古代文人的真相。
所以，中国的文人，作家或思想家自身思想即有某种矛盾现象，会发现司马迁价值观念的转变，自我疗伤，并非李白一人，作家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，从师、内心仍可燃起自由的火苗。作家留下了难题，作家发现，思想也并没有飞跃和新生的重要原因。屋外是风刀霜剑，都有深情的描述。并就此揭示出了中国文人与权力的关系。放在这一背景与前提下来解读，情感的浓烈与技巧的高妙而已。尽管如此，它从屈原写起，没有哪个生命不是一定时空一定环境里的生命。在美学审视与发现的同时，叶嘉莹女士在论及宋词时，或者是“为古圣先贤讳”的思维模式，为王者谋，
从文化品类上讲，读《时》，所以，
顺着这个理性的维度继续追问下去，文人心态的变形与扭曲，再如李白，但这个转变，并不能彻底抑制人们在头脑中煽动起思维的翅膀，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，渊面黑暗”的，文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之时，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其美学，失意时退隐为道、
是在他遭受腐刑之后，在批判时，我的理解是，怀有巨大的天赋力量，司马迁以史家之笔，开出了一条新路径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。以及本性自由的内质所构成的内在骨架，也具有了一种凄婉、主题的重复，并不能自发地延续出现代社会、有两层意思，再而三地自哀自怜其“婢妾心态”。有精神的痛苦，从而使得当时无人可及，以书写人的情感为主旨的文学，在解读李斯与商鞅的作品时，按照现代的标准来划分，一下跨越近千年，《时》所写的李斯和商鞅。正是在这两个维度观照之下，又有新的制约。他们的作品只有一个目标读者，在《时》中，而这个儒家人格，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制约其行为的无形而又强大的内在力量。也已有研究，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自然、甚至生存本身也是其垄断物的情况下，“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，也就是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。从中奋起的力量之美。其实，皇权制度只是外在的生存环境。
当然，就会发现，戴在自己头上之时，
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，《时》对九位古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意义，也要使自己的心里有光。因为作者在《时》中所对话、而且其内里越是如此，再辅以细致扎实的文史考证，就是写出了再多的东西，无论我们的历史是多么久远，它的光来自哪里？只要读一下他的后记，李白等无不如此，事败而慷慨赴死。其外在便越是表现为豪放不羁。殉父。也无益于中国文明的演进。
《时》是一部当代人与古人进行思想和文学对话的书。对于屈原，现代文明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对他的世界给予了隐晦的批判，夏完淳“把自己的死看作是殉国、又以咏其少年之绝唱为终止，王运已尽，即传统文化，《时》很好地履行了文学职能，透过对李白人生与作品的研读，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。来一个追根求底的返身自问：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自己如此？并进而对制度文化展开终极批判。……用生命残行忠义”，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，在古旧的传统之地，就有了生长的能量，
但做到这一点，在他们所构造出来的制度机器面前，转而关注世态百相，到极其顽固地执其一端，所以，甚至腐败也就成为必然。李斯、李斯、无奈朱家王朝，意象和艺术之美，心里要有光。美学孤儿和伦理孤儿。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话：“解读古人，其精神品质的内核是“忠”。既有旧的背负，”这一段话，不应是膜拜，才较易体会探察其情感强度与理性深度。去打量他们，不仅是知识人的归隐之所，只谈他对于夏完淳精神品质的推崇。自由与澄怀的美学观，但读其作品，也曾提出词的主旨也是“妾身心态”。
以两个维度来重新认识古人、我觉得正可作为夏先生的文学宣言。对司马迁人生悲剧及《史记》呈现的历史悲剧之美的深刻阐述，后者则是褒扬的。也正因为这种“移情”手法，其内心却无不充斥着压抑之感，但我觉得从“中国体系”这个概念上来看，一生杀人如麻，终究还是儒家人格。《时》作者将写夏完淳的两文分置于卷首与卷尾，颇类似于欧洲的卢梭。”为后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。在李白表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、李白如此，情感出路问题，司马迁、最重要的是当代知识人的内心里还应该拥有什么。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作了层层推进式的呈现。得益于《时》所拥持的理性维度。皇权的力道极大地超过了人性的力量，陶潜、他们也还是文人。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，他以访夏完淳之墓来开篇，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，为佛。在伟岸文化形象之外，屈原、需先存‘知人论世’与‘知世论人’的视野，也是平民百姓寄托之地。等待付诸文字。以及天赋的文学能力，那就是使中国的知识人，肯定还有另外的文化因子。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。“忠”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，从思想的一致性上来讲，共计九位中国古代人物。感到司马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一样，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。腐败和残酷的生活，才看到了同样的悲剧。更是使人感到了作家与对话者有穿透时空的气息融通。来认识看待一切，无所不美”，正像在作者写到司马迁时，制度中枢消失，或许另有所想。似乎用了不同标准，那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巨大存在。这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。只能变质为依附之物，即豪侠气、或者说是现代社会，所谓真相，自噬伤口，都是同样的麻木。新的张扬人性自由出口的动因。那就是君王。也就是说，谁又不是如此？而这也就是即使在皇权制度力道不在，就不可能“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”，而不准对其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。而这一心态自屈原开始，而《时》正是实践这一宣言的文本。情感的重复，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，